一花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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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又要来了，看到了《新周刊》， 看到了这一年纷纷扰扰的爱情与婚姻记录，

1.这一年的教训是：不要和已婚人士纠缠、不要和前夫妻纠缠、不要和不爱你的人纠缠，更不要纠缠你爱的人。人人都有变心的权利，每个变心者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头顶的星空，也是道德律。

2.爱情是最讲究互动的事业，如果这么酷的宣言都不能打动对方，你还有什么理由坚持爱下去？不随便”与“随便起来不是人”常是一个人的两种状态。怎么做，在乎诱惑够不够大、成本是不是高。爱情不能随便，只能随机应变

关于

罗歇·费迪南给卓别林写过的那封信，即使今天我重新给卓别林写封信，也会抄下里面的一个段落——

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分，不受教条约束，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的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些，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已经发生的事，你无法挽回；已经大声说出的话，你无法收回。你会想着我，懊悔自己未能说服我放弃。你会试着推敲当初唯一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错，但这等于说谎。我们俩都知道，我会走到这一步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 摘自《事发的19分钟》，作者Jodi Picoult

便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专家表情说，我感觉毛病有两处，一是蓝图不够清晰，二是贯彻不够坚决。

所谓蓝图不够清晰，是因为许多媒体往往并不是真正出于市场需求才予以操作，它们往往是因人设事或因钱设局。因为老板有兴趣做一份媒体，因为老板有笔待烧的钱，因为要为一个不好打发的干部安排一个位置，才做起这份媒体。纯粹站在市场角度，我们几乎看不出这份媒体有什么存在下去的理由和必要。
　　还有一种可能，则是编辑理念和办刊思路的大量拷贝和高度重复。在这个行业，人员的流动性非常频繁。我曾经开玩笑说，名片公司要为媒体从业人员专门设计一种名片盒，根本不用一百张起印，三十张就够了。因为这些名片不等发完，这哥们可能就已经换了工作。报刊市场上层出不穷的创刊号、改刊号、增刊号，往往就是这些在其他地方混不下去或分赃不均的人轮流坐庄，再在我这样说着千篇一律的办刊理念的所谓资深媒体专家的策划下产生的。
　　作为一个精神产品，其智慧含量和原创性都高度缺失。我们经常说，任何媒体都应该有两部“宪法”，一部是出版流程，所有工作都应该严格按照流程时间来管理；另一部是编辑方针，所有主题策划都应该围绕着本刊的编辑方针实施。遗憾的是，往往第二部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就存在诸多语焉不详的模糊地带，或根本没有触及的空白地带，并且频频“修宪”，屡屡“升级”，使整体的编辑方针呈现严重的摇摆不定。即使有了清晰的蓝图，往往又会在贯彻的过程中出现摇摆。媒体是一个需要决策者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和决断的行业，问题是，许多决策者往往不能果断地说出“不”字，对不符合本刊“宪法”的内容予以拒绝。

对于出版行业有着切肤之痛的张立宪感慨："一本书经常陷入这样的境地：编辑埋怨发行的布货不足；发行嫌弃编辑编的书不好，没书店愿意进货；编辑说美编的设计方案太土；美编说编辑对他的束缚太多；发行问编辑为什么不在报纸上好好宣传；编辑说忙着做那么多书哪里顾得过来；领导批评手下的人干活不力；手下的人嘀咕单位的体制不好有劲使不上……在这样的推诿中，一本本书惨遭积压无疾而终，可惜了那么多被化成纸浆的小树苗，却没有一个人为失败负责。我选择这样一条龙的作业方式，就是希望避免这样的损耗，自己承担起应该担当的责任，哪个环节有了问题及时解决，解决不了的话是自己没本事，也犯不着到别人身上找理由。"